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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方式与草原生态—传统时代呼盟草原的冬营地

[日期：2006-11-22 1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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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革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查看->蒙古文版

     [内容摘要]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的日文调查资料为主，对呼伦贝尔草原冬营地时期的人、畜和草原的关系进行了剖析。首先，当时的营地选择以草原合理利用为基础，兼顾人畜的生活条件。其次，游牧民在冬营地的移动有不同的层次，有从夏营地到冬营地的大移动，也有在冬营地内的小移动，另外，为适应草原生态，冬营期实行分类放牧。为了抵御雪灾，一些游牧民开始受俄国人的影响，利用干草，甚至有的人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半游牧。不断移营不是过去游牧民天然之喜好，是人为适应草原生态而必然采用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已。

     Abstracts: Based on the Japanese date in 1930’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storal people, livestock and rangeland in winter camping ground are discussed. Firstly, the base selection is based on rangel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th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of man and livestock also be given. Secondly, there were several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horde shift in winter camping ground, such as the long shift from summer’s camping ground to winter’s camping ground, and the short shifts in winter’s camping ground. In another way, assorting herding is also carried out in winter’s camping ground for the adaptation to rangeland ecology. In order to protecting the livestock from snowy calamity, some nomads adopted method of Russian, using hay as forage, and a few of those even become semi-nomad. Changing camping site is not a natural jubilation of nomad, only a production mode man must adopt for adapting the pasture environment.

     传统游牧业形态特点的研究对目前蒙古学或民族学研究意义重大，同时，对现代蒙古畜牧业的持续发展有益。因古代的资料较少，学者涉猎资料的重点应关注于近代。尽管在日占时期日伪机关对内蒙古草原游牧业做过一些调查，但其它地区的游牧业形态都因20世纪上半叶的农业北进而改变，只有呼伦贝尔草原的传统游牧业形态因少受农业的影响而没有发生改变，当时的形态基本上可以代表古代的形态。所以，复原当时呼盟游牧业的形态对历史学者和民族学者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时的满铁机构和伪满机构都曾对呼伦贝尔草原作过一些细致的调查，其结果体现在两本书中，一本是满铁在1943年出版的《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另一本是由当时的伪满机构——“兴安局调查科”在1939年出版的《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资源类调查书。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草原工作者和畜牧业工作者的一些成果，本文对传统时代的游牧业的一个时段，即1940年左右的冬营地游牧形态进行复原分析。并着重分析其游牧生态，所谓游牧生态，就是游牧活动中人、牲畜及其与草原环境的关系。以游牧形态而论，这种生态关系体现在人畜移动与草原环境诸方面的关系上。

一．环境与游牧范围

1．冬营地划分的依据：地形、水源与草原质量

     呼伦贝尔草原主要指现在的呼盟牧业四旗，包括新巴尔虎左、右旗、陈巴尔虎旗和鄂温克旗。自17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交汇，[1] 游牧业为主的地区。到清末新巴尔虎各旗佐是以呼伦湖和贝尔湖为中心游牧的，陈巴尔虎旗在墨尔格勒河和特尼克河流域——即海拉尔河上游游牧，索伦旗和额鲁特旗主要在依敏河、札罗木特河及锡尼克河一带游牧，这些民族长期以来就是游牧的。[2] 与内蒙古其它地区相比，呼盟的牧业却因其良好的环境特别发达。主要的特点是水资源丰富，不但有乌尔逊河、海拉尔河、伊敏河、辉河等河，还有从外境来的克鲁伦河和哈拉哈河等河。众多河流汇集成大小湖泡和沼泽地，湖泡总数有500多个。面积最大的是达赍湖，它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中心，面积达2200多平方公。其次是贝尔湖，面积达660平方公里，另外还有呼伦池和乌尔逊河低池等湖泡。[3] 长期以来，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蒙古草原畜牧业最发达的地方。

     传统时代的夏、冬营地划分，就是因地形和草原分异为依据进行的。从世界各地状况看，季节营地都有不同的海拔高度。在欧洲南部阿尔卑斯山一带特定地点的中世纪的羊群在不同季节分布于不同的海拔高度放牧。7-9月份，位于高山牧场，海拔2500米；10-11月下降到中段山区草场，高度650-800米；1-3月再降，有200米左右；4-5月份最低，游牧民在平原放牧；直到6月，放牧地点高度又重新开始升高，在中段山坡地草场。[4] 中世纪欧洲的低地是农业区，游牧民主要处山地，受定居民的排斥，他们在低地的游牧时间很短。

     在蒙古高原，草原内的高差和地形差异相对较小，但既使如此，由于草原利用的关系。以不同的高差划分冬、夏营地仍是存在的。因为草原往往只能季节利用，长年利用只能过牧化，最终破坏草原。外蒙的营地划分一般有冬高夏低的规律，但也不确定，20世纪上半叶的游牧方式多达10种，有些牧民冬季迁往山地两侧的谷地，夏季进入大河流域，只在低地游动；在阿尔泰山一带，夏季山地放牧，冬季山前放牧，冬低夏高。[5]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普遍的换营模式为“冬高夏低”。Bat-Ochir Bold认为蒙古高原最好的草地是用作冬营地的，这种草地处于中高海拔段的丘陵地带，春营地稍低于冬营地，位于丘陵的底部或中部。游牧民之所以不愿在底部扎营，因为山下低地长期有积雪存留，这种积雪一直持续到第2年5月份，晚间十分寒冷，不宜居住。[6] 在内蒙古，尽管游牧方式各地有所不同，但冬高夏低的模式仍占了多数。呼伦贝尔草地由两种地形构成，一种是河流低地，以草甸草原为主；另外一种是丘陵干燥地，以典型草原为多。丘陵台地地区一般都作了冬营地，游牧民在丘陵台地上扎营时也选择背风、向阳、温暖、降雪少、枯草多的地方。冬营地的土壤一般为砂土地，由于相对干旱，草原类型以典型草原为多，草种结构以羊草群落为多。[7] 与地形选择相一致的是水资源利用也与之相合。低地的河流水源丰富，而夏日牲畜必须饮水，一些草地，尽管草势良好，但由于缺水，往往是夏季放牧的误区，一旦有游牧人随畜群进入这种草地，非常危险，这种草原夏天不能利用，但冬天却可以得到利用，因为牲畜在冬天是以舔雪的方式解决吃水问题，只要有积雪就行。在陈巴尔虎旗，当时冬营地主要分布于西半部，面积达85万公顷，由于这部分水源条件差，作冬营地，东半部作夏营地。另外，西半部分还有许多适合作冬营地的条件。其一是地形复杂，适合冬天避风，因地形起伏才能有避风处，丘陵的北面或西北面是迎风区，极为寒冷，南面既挡风，适合于安营。其二是有许多柳树，可用供冬天建圈搭棚。[8] 总之，选冬营地于高燥、无水源地区，是传统游牧时代的基本方式。呼盟的丘陵和波状台地，一般都作了冬营地。图1是1936年左右所调查的呼伦贝尔盟的冬营地大致分布。可以看出，这几个大区域的冬营地都是离河流湖泊较远的范围内。游牧民从夏营地向冬营地移动时，是从低向高，从湿地向干燥地移动。[9]

图1呼伦贝尔冬营地范围

     资料来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12年12月。

     由于湖泊水泡众多，也有以将低湿地作冬营地的，这往往是那些积水的草地，夏季泥泞不易放牧，冬天结冻才适合于放牧。营地选择也重视温暖，冬营地一般设置在丘陵高地的阳坡。从当时各佐领的冬营地分布分析，冬营地一般分布于游牧圈的南端，夏营地往往位于游牧圈的北端。[10] 另外，营地选择还要考虑牲畜吃碱问题。碱不但可以增加牲畜的吃草欲望，也可以抵抗寒冷。游牧民一般都非常熟悉碱地的地点，冬营时期要破除雪使碱地露出，使牲畜舔碱。这种地牧民称之为白土地。牧民有时也采碱回去为直接饲喂牲畜。[11] 总之，冬营地选址是综合考虑的。

2．游牧集团与放牧范围

     长期以来，草原的使用权是公有的。学者们早就指出，正是同一区域内雨量和水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才造成草原公有的，如果草原私有，由于各部分不能轮换使用，不划分季节营地，草原的利用效率会大大降低。当然，这种使用权也以游牧集团为单位，清代民国时期，有旗界之分，游牧民不得超越旗界放牧。另外，一个旗内有多处冬营地，不同的游牧集团一般也不同的范围。表2所列出的是新巴尔虎左翼旗下正白旗3个佐领和厢黄旗3个佐领冬营期间所经过的冬营地名称。佐领是因为蒙古社会的基层单位，各种义务和征税都以佐领为单位，当时各佐领的户数多者90多户，少者20-30户，户数不等。西新巴虎尔旗正黄旗第一佐有90户，但第三佐只有20户。佐领以下又有几个游牧集团，一般为几十户不等。同一佐领下的几个游牧集团的游牧范围可以稍有不同，也有的集团只以佐领为基本的游牧单位。同一佐领只在一个游牧范围内。[12] 但这种游牧范围不是游牧界限，但小旗之间可能有游牧范围的划分，索伦旗三小旗各有各的游牧范围，新巴尔虎左翼旗下的正蓝旗和厢白旗各有游牧范围。也有二个小旗共有一个游牧范围的，新左旗下厢黄旗与正白旗共有一个游牧范围，这个范围的东至公诺尔泡，西至乌尔逊河，南至西林胡都克卡伦，北至呼伦湖。[13]

表1 新巴尔虎左旗6个佐领的冬营地

营地序号|1|2|3|4-7
正白旗第一佐|布导诺尔、
习亚忽勒依敖鲁|诺毛帕、
高鲁布塔|眉奴塔拉|惠河
正白旗第二佐|包达岛拉内原|习亚岛布鲁刺塔|眉奴塔拉|惠河、苦儿、好好依包勒儿、乌兹勒原
正白旗第三佐|诺毛帕|包达岛拉内原|眉奴塔拉|召鲁呔原、乌兹勒原
厢黄旗第一佐|帕劳勒原|岛内好勒||
厢黄旗第二佐|帕劳勒原|包好依塔鲁|岛内好勒|
厢黄旗第三佐|帕劳勒原|好依原|塔布岛劳卡依|

     资料来源：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09-210页。

     但除了旗的游牧界限相对严格外，旗内游牧民的游牧范围实际上无严格规定，游牧民一个冬季往往要经过几个冬营地，有的冬营地可能只属于某个佐领的游牧点，也有许多佐领共同光顾某一冬营地。表1中帕劳勒原有厢黄旗的3个佐领在那里过冬。眉奴塔拉正白旗的3个佐领在此放牧，也有厢白旗的2户游牧民也在此放牧。“眉奴”，蒙古语为“雾”之意，“塔拉”为“草原”之意。此营地东西长150公里，南北长80公里，巴尔虎蒙古人自17世纪从外蒙车臣汉部迁到呼伦贝尔以后，一直利用这个草场。1939年冬季，眉奴塔拉有游牧民270户，大小牲畜几万头，其中马6407头，牛9591头，驼608头，羊28099头。但也有只有几户放牧的冬营地，好依原整个冬季只有4户牧人光顾。总之，旗内牧场是公共使用的，但所有人并不是随机而行的，而是各有其相应的区域。[14]

     除了游牧范围的规定和习惯外，影响牧民选择营地和游牧路径的因素还有很多。在干旱地区，夏季的游牧民对雨水敏感，相遇时的话题往往离不开雨水，那里降了雨，那里的草场好，他们就会将牲畜赶到那里。[15] 冬营地的人们不会关心降雨，而是积雪。积雪既不能多也不能少，雪多覆盖草原，牲畜吃不到草，雪少牲畜无法舔雪。牧民也是根据经验和信息确定冬牧场，与夏营地不同，冬营时期牧民交流的机会少，一场大的风雪过后，很难把握各地的积雪状况。这时，富户派人到各冬场考察，但中下层牧户只能凭经验行事，也因此往往陷入困境，这时，政府应该提供信息。1938年初冬时，新左旗派出部分工作人员和有经验的牧民，对各地的积雪覆盖、土壤冻结状况、枯草产量和碱地等情况作调查，为牧民提供信息参考。[16] 与过去相比，现代的游牧民具有更大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收音机得到确切的信息。

     一些游牧民不迁营，愿意在一个季节牧场长期滞留。在新巴虎尔左翼旗，乌尔逊河流域是厢黄旗第1佐的夏营地，有64户游牧民放牧，到冬天，马和部分牧马人仍留夏营地。在乌贝多，也有许多牧民长年不迁营，厢黄旗第1佐7户、第2佐4户和其它一些人长年呆在那里。阿鲁塔河边是厢白旗第1佐的营地，春夏秋三季有38户游牧民在那里，到冬季，11户迁到冬营地，剩下的27户仍留在那里，不迁营。也有全部不换营的，正监旗第2佐共有71户，37户牧民长年呆在好依高勒高刺力，33户长年在高勒不习雅不鲁驻牧，另有1户长年呆在乌贝多。当然，也有全部换营的，新左旗有2个佐领全部换营。[17] 可以看出，游牧路径只是一个惯例和范围，游牧民实际上是很随意地决定是否迁营。

二．人畜移动与放牧

     游牧业的特点就是不断地移动，人和牲畜对草原环境的许多适应措施都通过移动来实现。移动也是各种各样的，有长距离移动和短距离移动，长距离的移动中有换季节营地的大移动和雪灾时的大移动，短距离的移动主要是换游牧点的移动，也有扎营后牲畜的放牧移动。这些移动构成蒙古草原不同层次的人畜流动。迈斯基没有认识到游牧的生态需要，只归于文化的原因，认为游牧是一种情结，“盖千年来蒙古人惯于游牧生活，逐生一种移动的天性，致不能定住于一地，而思移动。”“春来意动，离冬牧场至夏之牧场，心情始定，直致晚秋，不倦问意愿之牧地迁移。”[18]

1．草原交通与季节营地的更换

     移营时用牛车，蒙古人叫“勒勒车”，这种车车轮窄，车体高，适合在积雪或湿地中行进。当降雪特别多时，也用骆驼拉车。移营时，牧民将所有的家用都装到车上一起行动，尽管也有用雪橇移营的，但牛车占了绝对的数量。新左旗1938年的牛车占各类车辆总数的97.6%。至于平均每户的数量，有的8-9辆，[19] 当几户牧民一起迁营时，车辆总数达几十辆，再加上成千上万的牲畜，应该是浩浩荡荡，场面壮观。草原中移动的道路也与内地不同，这种路很宽，由许多车辙组成。1935年左右，米内山庸夫在呼盟观察到一个由几十辆牛车组成的车陈，晚上宿营时，几十辆车子围成一个圆形，拱围畜群。[20] 1949年以后，随着定居程度的加强，这种景观很少见了，一般的移营往往只有几辆牛车。

     迁冬营地的时间基本上与降雪一致。但降雪日期有变化，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满洲里的冬雪初降在10月15日左右，1924年在9月7日。至于每年的降雪日数，1917年到1925年，海拉尔的平均降雪日数为27日。[21] 迁营日期初雪的时期一致，也与结冰时间一致。呼盟的河流、湖泊众多，交通易受阻，牧民要等到结冰后才迁营。呼盟河流的结冰期一般在10月中旬到11月初旬，故迁营的时期一般在11月份左右。冬营结束后，牧民还要赶在化冰前迁出冬营地。迁营前牧民也要为移动本身和冬营期间的生活作车辆、食物和燃料的准备，冬营期是牲畜的掉腰期，为了保持畜群规模经济合理，牲畜的出售和屠宰也要在迁营前完成。等各种工作完成之后，游牧民开始迁营。新左旗各处游牧民的迁移路径并不长，一般有3-4天的路程。到眉奴塔拉去的牧民迁移距离较长，他们要等乌尔逊河结冰后，才能行动。一段时间内乌尔逊河畔天天有大队的人畜车辆。因为牧民要照顾牲畜，不使牲畜发汗，移营也有一定的速度限制。各种牧群的移动速度不一，马为40-50公里/日，牛为30-35公里/日，羊为15-20公里/日。移营前要给牲畜饮水，傍晚选适当地点扎营，扎营时蒙古包和车辆联合成圆形，畜群在其中。另外，为了保证冬营时期的燃料供应，移营时也要带上夏营期间积贮的牛粪和羊粪，但运粪车可以在移营前运到冬营地。有的地方采柳枝作燃料，但在柳枝缺乏的地区，必须贮备牛粪和羊粪。夏营时有人赶着车收集牛粪，有的富人雇人收集牛粪。[22] 与牛粪相比，羊粪的燃料功能更强，收集时装箱，移营时也一同运输。[23]

2．灾害时的大移动
3．除了更换季节营地的移动外，雪灾发生时，也要进行大移动。由于局部草原被雪封闭，游牧民和牲畜被困，如果移动不出去，人畜都会有危险。一般的情况是，牧民在预感到雪灾要扩大时，就采取紧急措施，迅速离开原地。这种移动的距离不但超过冬、夏营地的范围，甚至也超过了旗界。移动速度也比一般迁营的要快，马群为50-60公里/日，牛群为35-40公里/日，羊群为20公里/日。急速会引起一些牲畜死亡，但总比呆在原地好。1923年的灾情是大风加着吹雪，雪面迅速结冰。惠河草场是重灾区，约有半数牲畜向外迁移，既使如此，仍有大量的牲畜死亡，羊群的死亡率高达70%。1930年，新左旗南部受到雪害，畜群大移动，但由于移动前牲畜很衰弱，移动中仍有大量死亡，马的死亡率为15%，牛、骆驼和羊的死亡率在25-50%之间。[24]

3．冬营地内的小移动与分类放牧

     与以上两种大移动相比，营地内的移动距离短得多。较长一点的是换草场移动。草场之间距离稍长，同一草场内的放牧移动较短。从表1可知，牧民在冬季可以换多个草场。先后两个驻牧点的距离一般在20公里以内。与夏营地相比，冬营地的移动频率要远大于夏营地。夏季牧草旺盛，一定面积内的牧草可以满足牲畜许多日的放牧需求，冬季和枯草产量低，又有一部分草原被雪覆盖，只有扩大草原利用面积，才能满足牲畜需要。扩大草原利用面积便是要求游牧民增加移动次数。冬营地各月的移动频率也远高于其它季节。新左旗蒙古包一年移动的次数平均为50 -60次，单在冬营地的移动次数就达30次左右，几乎占全年的一半。冬月一般移动6-7次，夏月只有2-3次。[25] 与其它地区相比，呼盟的游牧次数是相当多的，中蒙地区全年只有10次左右，外蒙也只有7-8次，移动20次以上甚至30-40次的游牧民在蒙古草原很少。[26]

     至于牲畜群，除了随蒙古包作移动外，扎营以后也有移动。放牧吃草时的畜群也有一定的移动特点，牧民并不是在一个方向上放牧的，而是以蒙古包为中心，不同时间将畜群放牧到不同的区域，畜群在各时期都能吃到最好的草。积雪、草原质量、碱地、燃料和病虫害诸方面都可能对畜群移动方向产生影响。另外，各种牲畜刨雪能力、吃草能力和移动能力都不一样，为了因地制宜，冬营地盛行分类放牧。而夏营地因饮水点固定，难以实行分类放牧。马的刨雪能力最强，移动能力也强，可以夜不归包。在陈巴尔虎旗的白兴杜布巴嘎，1956年刚入社时，马群终年在高草地放牧。[27] 其游牧距离可以在离包7-15公里的范围内，这一般是草场的外围。牛羊放牧则要夜晚归包，牛的放牧半径为4-7公里，羊为5-8公里，一般的牛羊都在蒙古包2-4公里的附近放牧。与牛相比，羊的辱部较薄，可以刨雪吃草，故可吃到更短的草，牛的口辱较厚，2-3寸以下的枯草吃不到。所以，蒙古人往往根据小地形内积雪和枯草的不同，又将牛羊分类放牧。羊群有羊栅收容，羊栅一般建于蒙古包南面，[28] 羊栅制作各地不一，新巴尔虎左、右旗的羊栅一般用柳枝编制成网状，其它地区多用木栅或板栅。[29] 牧民对牛的看顾程度远不及羊，一般只在包或羊栅旁边，将部分地段除雪，再加一些干草铺垫即可，称为牛的卧盘，牛生仔时牧民也将牛仔和母畜一起放到羊栅里。冬营时期，羊栅内的羊尿会结冻，使整个营盘在1-3周内受到冰冻的危害，影响到牲畜和牧民的生活。为了维持营地环境，牧民在冬天也要加快迁营频率，呼盟的草原多湿地，气候寒冷，频繁地迁移营地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冬营地的燃料供应，牧民一般可以将当年的羊粪直接作燃料，但当年的牛粪却不能作燃料，所用的牛粪是前一年的，所以，蒙古人一般在往年扎营过的地方重新扎营，因为那里有前年的干牛粪积累，扎营过后的包迹地蒙古语叫“包乞”。[30]

     1949年以后的集体化时期，分类放牧更加盛行，畜群可以统一分配。一群马的放牧规模有500-1500匹，由专人在边远草场放牧，严寒时在牧草密、积雪少、雪质软的山间低地，稍暖时在积雪少的阳坡。牛在河套和山谷等背风地带放牧，牛的刨雪能力差，牧民铺之以人工破雪。破雪时用木铣，1个强劳动力1年的破雪量能够保证10头牛渡过灾期。至于放羊，一般先在远蒙古包地点放牧，让羊群涉足的边远的牧草，后逐步近牧，有计划地留足近处牧场。到冬末春初，母羊胎大体笨，不能远牧，蒙古包附近要有足够的枯草。[31] 这是现代的牧羊方法，牧民在冬营地定居的程度较大，要由远及近地放牧，在传统时代，牧民移动多，不会这样放牧。

三．草原生态与文化变迁

冬营地的草是枯草，营养水平远低于其它季节。影响冬营地游牧业的关键因子是枯草质量、产量、积雪和干草补饲状况。长期以来，呼伦贝尔草原游牧民既不补饲，也不建圈，只是到近代，受俄人的影响之后，草原游牧业才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1．草原质量：产量与种群结构

高地和低地的草原产量和草种结构有很大的差异。高地多是冬营地，质量好但产量低，低地产量高但质量较次。1940年9月份调查点的统计表明，冬营地的产量和种群有很大的差异。在达巴，小区刈草测定的鲜草产量为1500公斤/公顷，饲料量为1275公斤，利用率为85%；在奥胡多，鲜草产量为1240公斤/公顷，利用率高达100%，主要的草原群落为糙隐子草、羊草，冷蒿，糙隐子草频度最高，由于糙隐子草是羊草草原第一步退化后的产物，故当时的调查员甚至认为这一处地区可能已处于过牧化压力之中；旧将军庙一带也是冬营地，这个地区又分为两区，第一区在忠灵塔附近，鲜草产量达10740公斤/公顷，草原利用率只有62.10%，这里的草地以双颖鸢尾、拂子茅和星星草群落为多，由于饲草价值低，利用率也较低。第二区位于将军庙附近，碱性湿润草原，星星草群落居多，草原产量为6670公斤/公顷，利用率为100%，这一带作冬季采草地用的；还有一处冬营地叫昭利昭塔拉，调查人员也将此地分两区，第一区草产量为9960公斤/公顷，利用率为69.88%，第二区产量更高，达11500公斤/公顷，利用率为60.39%，这两区也是良好的采草地；在惠河流域，沿河地带的产草量为6240公斤/公顷，利用率为96.15%，草原为纯羊草草原。远离河边的地带产量稍低，为5425公斤/公顷，利用率为95.94%。[32]

     自1980年以后，草场承包到人，实行定居定牧。政府已不在一个嘎查或一个苏木内规划冬夏、营地，牧民只在自己的小牧场上划季节牧场。草原的退化开始加快了。如果以1940年的冬草场状况与现代相比，草原产量和质量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以丘陵干燥地的产量为标准，这种草原现在划归为温性干草原类，以现代的标准，这部分草原既保括丘陵干燥地，又包括了许多平地，产草量应比过去的丘陵地产量更高。但现代这种草原的暖季鲜草产量只有71.2公斤/亩，合1068公斤/公顷左右，枯草季节的产量只有613.5公斤/公顷。与1940年高燥地的产量对比而言，如按当时的调查时间，即9月份的草产量比较，下降的幅度应为33%，下降了1/3。草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羊草草原已经不多，而小叶锦鸡、狭叶锦鸡等小灌木为主的草原居多，在丘陵干草原亚类的草原统计数字中，3种羊草草原占39%，而具刺木、禾草和杂类草的草原类型占了大多数。[33] 既使是同是羊草草原，半个世纪的变化也很大，惠河流域以前远河地带的草产量5000公斤/公顷，现在只有1500-3000公斤/公顷。[34]

     与1980年以后相比，1940年左右的冬营地没有过牧化，只是夏营地有过牧化发生，在水源附近由于集中了过多牲畜而存在一定程度的草原退化。[35] 当时的牲畜负载量不对冬营地产生影响，真正影响冬营地草地的是一种人为因素，即野火。非洲的努尔人在平原放牧时等青草一枯干就放火，他们为了及时清除枯草，使新草长出，以利牛的采食。努尔人所处地区降雨量充沛，草长的很旺盛，枯草如不及时清除则不利于新草生长。如不烧草，牛会因繁茂的草丛而吃不到新草、嫩草。[36] 但在蒙古草原，失去冬营地上的枯草却意味着牧草缺乏，尽管蒙古人在习惯上严禁放火，但呼伦贝尔当时仍有30%的草原受到野火危害。过火后的枯草几乎丧失殆尽，已无当年利用价值。[37] 根据日本技师的试验，以不过火草地的牧草产量为100的话，过火地第二年的产量只有68。植被结构也有逆向演替的倾向，优良草种减少，低劣草种增多，甚至连土壤也受到了危害。[38] 在陈巴尔虎旗，游牧民在春天刚开始时烧草，他们认为烧草后有利于草长新芽，还有杀灭蚊蝇的作用。但他们是在结束冬营地生活，迁往春营地时放火。[39] 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冬营开始时放火，因为那样做是自断生路。

2．积雪环境

     冬营地另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是积雪，积雪厚度往往决定着草地利用程度。新左旗1938年初冬的积雪状况调查表明，好的冬营地不是没有积雪，而是枯草高度远过于积雪。在帕劳勒原，积雪3.1寸，草长1.5-1.6寸，湿地只冻了2分，草原状态非常好，有牧民116户。包塔多拉几个调查点积雪4.3寸，草高1.5-1.6寸。这类好的冬营地占1/4左右。还有一些草高与雪高相差不大的冬营地，都在5-6寸左右。塔布多劳卡依的积雪和草都只有4-5寸，牲畜必须刨雪才能吃到草。不能作冬营地的，是那些被积雪覆盖的草场，这些草原的积雪不见得有多深，草短是制约因素。在阿鲁诺尔附近，积雪只有3寸，但由于夏秋间的放牧，积雪上面几乎见不到什么草，这些地点一般也有湖泊边，这从一个角度进一步说明夏营地不能继续作冬营地的原因。在莎哈奥豪，积雪3-6寸，警备军的马群长期在呆在那里，使冬天不再利于放牧。野火影响过的冬营地雪灾可能更严重。在奥鲁恰奥鲁，1937年曾遭野火，草长较短，尽管那里只有2寸积雪，但草场仍难利用，这种由过火的冬营地有3处。[40] 在雪多之一，牧人往往要人为地除雪、碎冰。有许多从俄国迁来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他们受欧式畜牧业的影响，在呼伦贝尔草原使用了除雪机，当时的除雪机用牛拽拉。[41]

     白灾的情况是积雪突然加厚，覆盖草原引起的。雪灾往往也伴随着大风降温，短时间内积雪会达到1-2尺，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米。牧草转瞬压在雪下，再加上降温，引起大量牲畜死亡。现代的牧民在使用现代化交通设备条件下也不过使人得救，牲畜往往也免不了待毙的危险。在传统时代，牧民都会有危险，何况牲畜。1940年4月末5月初，呼盟遭遇10年1遇的雪灾，雪加风，风速达到每秒30米。牲畜盲目逸走，造成大量的牲畜死亡，东、西新巴尔虎旗死亡马34，620头，牛61，879头，羊451，771头，分别占牲畜的39%，47%和39%。[42] 在1911年到1912年期间，呼伦贝尔草原也发生过一次更大的白灾，近一半的牲畜死亡。[43] 许多白灾发生在冬初，如果在10月末形成“座冬雪”，积雪持续到明年2-3月份，便会形成更大的白灾。集体化时期的几次重大的白灾发生于1954年、1965年和1970年，由于政府的工作，灾害损失较少，1954年全盟才死亡牲畜29万多头，[44] 只及1940年的47%。与其它地区相比，呼盟的白灾远甚于其它牧区，其它地区倒是经常发生那种令牲畜无雪可吃的“黑灾”。呼盟白灾多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的游牧民更多地保持了纯游牧状态，因为定居程度越高，防寒条件越好，就越能有效地抵御风雪天气，农牧交错区几乎没有白灾。1949年以后的经验表明，如果不定居，即使冬营地的游牧点提前有棚圈和干草贮备，在大雪将局部草原封闭时，其它地点的干草也派不上用场，仍会有大量的牲畜死亡。[45]

3．打草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干草可以减少白灾程度。20世纪上半叶，在俄国文化的影响下，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民也开始利用干草。干草是将鲜草干燥后的产物，营养价值基本上与鲜草差不多，比枯草要好得多，试验表明，枯草产量比暖季减少一半以上，粗蛋白质含量比青草减少1-1.5倍。[46] 民国时期，大部分蒙古人墨守陈规，既不打草，也不贮草。行政当局鉴于1936—1937年冬季大雪所引起大量牲畜死亡，在20世纪30年代末才开始注重打草。[47] 呼盟的打草业很早就存在了，是俄国欧式畜牧业影响的结果。三河一带的俄人集居区长期实行打草和定居畜牧业，铁路附近的俄人也打草卖草。值得一提的是索伦旗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他们的打草也是俄国文化的结果，在迁到呼伦贝尔以前他们在后贝加尔湖地区，早已习惯了打草和贮草。至于一般蒙古人，也有在铁道南部地区设置打草点的，他们雇佣俄人、满人打草，因这些地点离冬营地的距离也相对较近，便于运输。[48]

     1938年伪满机构对新左旗38个地点的打草状况作了调查，各点的打草工作一般由俄人和满人单独完成，有4处地点由俄人和满人共同完成。打草一般是在8月上旬到9月上旬这段时间内。刈割地点位于居住点附近，收割后几户牧民共同地将干草运到居住点。上等地干草收获量为150-200磅/公顷。除了自家养畜外，俄人和满人也将干草贩卖，札赍诺尔嵯岗、哈伦阿尔山等地的干草运往海拉尔，其它地点大部分归自家消费。蒙古人不愿劳动，一般只雇俄人打草。当马匹和割草机械由俄人负担时，割草价格按每6-7钱/1000磅草计算，另外还要付给俄人1头大羊。由于当时也购置了一些进口打草机，故蒙人自己也可以负担马和机械，这时的价格为6-7钱/1500磅草，外加1头羊不变。如果俄人不要钱，则与俄人按六、四或七、三比例分草，蒙古人拿大头。厢白旗雇人打草非常盛行，在正蓝旗，无俄满人可雇，蒙古人只好自己打点草，但他们打草技术太落后，不像俄人那样在冬前打草，只是在夏天用俄式大镰刀打草。[49]

     俄人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进入到呼伦贝尔草原，到20世纪初，随着铁道的修建和俄国人口的增加，俄人文化的影响才开始扩展。[50] 到20世纪20年代末，呼伦贝尔的俄人人口已达到2.2万人左右。蒙古人只有3万人左右，[51] 这种程度的人口增长足够形成对蒙古族的影响。赫尔皇德是个位于铁路沿线的俄人定居点，俄国人养乳牛，制奶酪，刈草地离铁路6公里远；咱刚位于海拉尔河附近的平坦黑土地上，牧草丰富，一些俄人在那里定居，有刈草机10多台，每年打干草的数量在1000磅左右，多者达8000磅。[52] 俄人院子里面都堆着干草，因当时的干草已成为商品。蒙古人除了不愿意劳动外，游牧生活的习惯也影响到他们打草。从夏秋营地到冬营地，他们不愿意费力地运草，甚至不将干草打捆，在枯草不足时，才用一点干草补饲。尽管如此，干草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蒙古人的游牧方式，在大量受惠于干草利用的地区，蒙古人已发展出半游牧的生产方式。半游牧的特点是冬营地定居，干草喂畜，井水饮畜，夏营地仍然游牧。陈巴尔虎旗兴安岭附近和滨州铁道沿线一带，蒙古人可以雇到俄满人打草或很方便地买到干草，一年只游牧9个月，严冬期在铁道沿线定居，依赖干草饲喂牲畜。[53] 这些人的定居除了与俄人打草有关外，也与现代化交通有关，因为他们住在铁道旁，干草通过铁道运输，1926年呼盟水灾，夏季干草收获量少，冬季的干草从齐齐哈尔通过铁道运到草原。[54]

     与传统的蒙古人相比，一些较早接受俄国文化的民族改变得更早一些。除了布里亚特蒙古以外，陈巴尔虎旗境内的鄂温克族也从俄境迁来，早已掌握了打草、建圈和各种集约化畜牧业技术。到呼盟后他们将游牧与定居相结合，形成定居游牧方式。定居游牧与半游牧又有所不同，半游牧是在冬营地定居，但到夏营时期全体要迁到夏营地游牧。定居游牧是冬营地上有永久性棚圈，瘦弱的牲畜长期固定于冬营地，干草饲喂，这部分牲畜和有关的人形成定居定牧；家庭另外一些成员则仍以游牧的方式放养膘好的牲畜，冬营地之后也要迁营夏、秋营地。一部分人长期固定于一地，另一部分人长期随畜群游牧的形式叫定居游牧。[55] 这种定居游牧方式主要出现在索伦旗部分地区和陈巴尔虎旗的东部。1949年后，这种方式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广。至于打草，现在的打草场面积已占到草原面积的10%左右。1976年全盟的打草量为41万吨，畜均144公斤，到1985年，畜均干草量又增长到413公斤，[56] 干草贮备的增加与定居定牧大大相关。现代牧区的干草在牲畜饲草中的比重达到30%以上，尽管如此，现代化程度仍不如前苏联，前苏联每年干草所提供的饲料单位和可消化蛋白量占其牲畜需要量的一半以上。[57]

四．小结

     游牧是蒙古人保持了几千年的生活传统，这种传统习惯本身并不像迈尔斯所说的那样，是游牧的原因，而是人、牲畜和草原的三个层面生态适应的结果。在传统的游牧时代，技术条件落后，这种适应是一种简单的适应——“逐水草而居”。传统游牧民的粮食消费很少，摄取的能量主要源自畜群提供的肉和奶制品，燃料能量也依赖牲畜粪便。现代牧民多依赖粮食、化石能源和其它现代生活资料，牧民开始更多地通过参与商品生产和草原外部打交道。这种生存环境的改变要求牧民相对定居，因为只有定居才能更多地得到许多外部资料和能量供给。但在定居的同时，如果草原维护技术和畜牧业生产技术不能同步提高，必然会引起草原的退化。

     1949-1980年这段时期，呼盟草原提倡的是定居游牧。政府也意识到了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畜牧业之间矛盾。“定居对‘人旺’好，但因天然牧场、草场产草量有一定限度，对牲畜发展与繁殖不利。游牧能使牲畜吃到好草，对牲畜繁殖有好处，但全家老小一年四季随着牲畜搬家，对‘人旺’来说极为不利”。[58] 定居游牧将部分人，一般是老弱妇幼，长年定居，男劳力则随牲畜流动。1980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草场承包后，长期以来草原的共公使用的属性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属性一直是大范围游牧的制度基础，失去了这种基础，定居定牧便快速实现了。但定居定牧必须有先进的草原技术和畜牧技术相配套。在移牧时代，人们可以不对草原本身进行改良，因为草原不是被终年利用，而是季节性地利用，草原自身可以在非放牧时期自然恢复。定牧之后，草地在长期处于放牧压力下，迅速被破坏，牲畜也因吃不到好草而衰弱，尽管数量在增多，但其单体产量却在下降。长期以来，牲畜产量并没有提高多少。以绵羊为例，1952年呼盟有116万只，1989年也只有169万只，如果考虑到单体产量的下降，可以推断，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增长。尽管政府推广了许多种牲畜新品种和打草、建圈等新措施，但草地的退化足以限制牲畜的增长，如果草原问题解决不了，再好的牲畜品种也会退化。所以，定居和草原维持必须同步。就目前的状况分析，蒙民长期以来不适应集约化生产方式，以自由散漫的放牧生活为乐，所以，在某些地区，宁可让部分牧民保留大区域划分冬、夏营地的游牧方式。这样作既可以保护草原，又可以保持传统的游牧文化，特别是为草原保留了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由大群的牛马羊和一队队车辆组成的移营景观。

注释

[1] 清代的呼伦贝尔八旗属黑龙江将军管辖，以不但有巴尔虎蒙古，还有额鲁特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也在呼盟生活，到近代，又有大量的汉人和俄人迁入，再加上汉人和满人。使近代的呼伦贝尔成为一个民族复杂，文化交汇的地区。
[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ょ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4年3月，第17-18，159-160页。
[3]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40页。
[4] Prevost F. Mathey F. and Garde L.(1989). A Forage System that Exploits the Resource Diversity in Province. 16th International Grassland Congress, Nice.
[5] 穆尔扎也夫：《蒙古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杨郁华译，三联书店，1958年，第48页。
[6] Bat-Ochir Bold. 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Mongolia. Curzon.2001.52-53.
[7]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八年四月，第35-44，268-269页。
[8]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98页。
[9] 渡边男：《新巴尔虎左翼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9年6月，第40页。
[1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12年12月，第26-27页。
[11]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58页。
[12]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13页。
[13]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ょ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4年3月，第17-18页。
[14]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41页。
[15] Emanuel Marx: 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nomadic pastoralists in the Middle East. In Wolfgang Weissleder .e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uton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8. 41-74.
[16]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09-215，241页。
[17]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177-188页。
[18] 迈尔斯：《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1919年，汉昭译，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册（资料），1988年8月，第215-216页。
[19]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84，177，239-241页。
[20] 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13年8月，改造社，第161页。
[21]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编：《巴尔虎（呼伦贝尔）の经济概观》，大阪每日新闻社，昭和5年6月，第54-55页。
[22]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16-217，242-243，253页。
[23] 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13年8月，改造社，第308页。
[24]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64页。
[25]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44-245页。
[26] 迈尔斯：《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1919年，汉昭译，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二册，（资料），1988年8月，第216页。
[27] 赵松乔：《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配置问题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8月，第52页。
[28]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45-253页。
[29]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149-154页。
[30]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47-253页。
[31]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149-154页。
[32]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267-338页。
[33] 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08-109，353-355页。
[34] 谷锦柱等主编：《内蒙古自治区草地资源图》，内蒙古自治区地质测绘队清绘，1989年12月。
[35]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247页。
[36] 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74页。
[37]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421页。
[38] 《牧野概说》（附）兴安北省牧野概况。1939年11月，第5-8页。
[39] 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17年12月，第70页。
[40]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09-215页。
[41]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247-249页。
[42]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429，453页。
[43]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12年12月，第37-41页。
[44] 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第26页。
[45]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册，（资料），1988年8月，第144-146页。
[46] 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第244页。
[47]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40页。
[48]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12年12月，第37-41页。
[49]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09-229页。
[50]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147页。
[51]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编：《巴尔虎（呼伦贝尔）の经济概观》，大阪每日新闻社，昭和五年六月，第65页。
[52] 《海拉尔河南流西行一般调查》，1933年11月，第37-55页。
[53]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84，228-230，286页。
[54]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ょ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4年3月，第122-124页。
[55] 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莫尔格河品鄂温克索木调查报告》，1954年4月，第13-14页。
[56]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85-86，147页。
[57] 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第244页。
[58]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1953年六月十五日，于《内蒙古畜牧业文献资料选编》，1987年，第7-27页。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全文完）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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